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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〇”兮，归来！

■詹克明

　　“〇”到底是不是一个汉字？

　　在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“汉字文化圈”里，“〇”是一个久已通行的重要汉字，而且目前也仍在各地区广泛使用。在中国大陆至少是1960年以前也一直在正常使用。书橱里有本权威出版社出版的经典著作——1959年12月北京第9次印刷的恩格斯《自然辩证法》，书中大量使用着“〇”字（如一八八〇年）。可见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，“〇”仍旧是一个与中文数字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配套使用的同等汉字。

　　然而，作为一个正规汉字它又有其“字籍”不甚完备之憾——除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外，均为其他大型辞书所不收。如手头的《汉语大词典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，1986年11月第一版），《汉语大字典》（湖北辞书出版社、四川辞书出版社，1992年12月版），《词海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0年1月第1版），《词典精华》（警官教育出版社，一九九三年八月第一版，于右任题字，柳亚子作序），王竹溪编纂《新部首大字典》（电子工业出版社，1988年1月第一版，1997年3月第二次印刷）。作为一个汉字，在许多重要辞书中无“籍”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肃的问题。因为它涉及到这个最圆的“方块字”在国内是否已经取得了汉字文字学界的普遍承认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近年来，在大陆出版物中更是难觅“〇”的踪迹。

　　日本一位家学渊源的著名书法家南鹤溪女士也注意到同样的问题，并在《文字的魅力》一书中表达了她的困惑——“〇”明明是个汉字，可是它在《汉和词典》中该怎么查呢？它是几画，属于什么偏旁？显然，“这个〇无论你怎么查都是查不到的”。

　　汉字的演变是由圆曲而走向方直的，一方面是文字规范化的要求，另一方面则是书写材质的变化。若在坚硬的龟甲与青铜器上刻画，在印刷木版上刻写，以及在石碑上雕凿，一般说来，方形显然比圆形更加方便也更易规范。在汉字方化完成之后，为了便于检索，人们又在“方块字”的基础上将其分解为各种偏旁，创立了“部首检索法”，从而将全部汉字各归其类地收入到相关的特定部首。《康熙字典》确立了214个部首，《汉语大词典》与《汉语大字典》略删到200个部首，《词海》扩充为250个部首，而《新部首大字典》则合并为56个部首。尽管部首数目互有差异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“方不容圆”，没有哪一个部首可以再容纳这个“〇”字。

　　汉字天地有容乃大，少说也有五万之成员的汉字王国具有极大的包容性，它可以容纳一个颇为另类的“丶”字（“主”的古字，《汉语大词典》与《汉语大字典》均作为正规汉字收入），也可以容纳一个由四个龍字呈“田”字堆积而成的多达64画的汉字（音“折”：唠唠叨叨，多言也）。然而它却难容一个在汉字文化圈中广泛通行的“〇”字，究其原因只是没有相应的偏旁部首。令人肃然起敬的倒是一部中型辞书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虽说它的188个部首也难以容纳“〇”字，但这部按照汉语拼音排序的辞书却十分明确地把“〇”作为正规汉字列出：“〇——数的空位（同‘零’），多用于数字中：三〇六号、一九八〇年。”（商务印书馆出版，1978年12月第1版，第711页。）而且为了弥补《部首检索表》之不足，该辞书又在《难检字笔画索引》中予以专门增补——在“一画”栏中，赫然立于第一者就是这个“〇”字！不仅如此，在《四角号码检字表》中，它还以号码“6000”标出了“〇”字的检索。这部辞书是根据1956年2月6日，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，责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的。真不愧是个中国社科院的专业研究所，作为一部凝聚了几代人辛勤成果的辞书，它不仅具备了科学的严格性与权威性，还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与灵动的变通性。让这个早已流行于汉字文化圈的“〇”字终于有籍可入，使人感到有种内心的圆满。

　　“〇”的出现是公元六世纪古印度文明的伟大贡献。正如威尔•杜兰在《世界文明史》中所说：“在一切数字中，最为卑微最富价值的零字，乃是印度对全人类的精妙礼物之一。”恩格斯认为：“零不止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数，而且它本身比其他一切被它所限定的数都更重要。事实上，零比其它一切数都有更丰富的内容。”

　　严格说来，首先使用“零符号”的是古巴比伦人。巴黎卢浮宫保存着一块公元前3世纪末至2世纪初由古巴比伦天文学家书写的泥板，上面写有一组按60进位制计数的楔形数字，这是人类使用“零符号”的最早实例。但正如一位美国学者约翰•巴罗在《天空中的圆周率》书里指出的：“巴比伦人虽然发明了零符号，但是他们的零符号并不具备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全部意义，它在当时只具有技巧上的意义，即只是作为事物特定表达方式里的空白，并没有广义地表现为一个‘无’的抽象概念。”

　　作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“〇”之所以产生于古印度，而不是一些发轫更早的文明古国（如古埃及、古巴比伦、古希腊等），这决非偶然。“〇”的概念直接来自于古印度所特有的宗教哲学理念。印度大乘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龙树、提婆为创始人的中观学派（空宗）。大乘空宗并不认为“空”就是“虚无”，其《中论•观涅槃品》认为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（即实相）的完全显示，就是涅槃。世间一切现象毕竟是空，空就是实相，实相也就是涅槃，只要认识了世界一切现象是毕竟空，就到了涅槃境界。（详见罗竹风主编的《宗教通史简编》）正是在这种“实在”与“空无”的宗教哲学背景下，才使得古印度产生了“〇”的概念，而且这“〇”的梵文意译原本就是“空”。

　　也许是习惯使然，人们常会先入为主地将宗教与科学对立起来，而忽略宗教哲学对科学的促进作用。“〇”的概念之所以能在古印度产生，也正是这种促进作用的直接体现。早在新石器时代，古代先民就拥有一种宗会一切、浑然一体的精神文明，那就是原始宗教。这种宗教从人类之初就注重于对那些重大问题进行本能的终极追问。早期科学也正是在这种追问下逐渐成形的。只是分支出来的科学走向独立化的同时也日益趋于“具象”化。实证的法则使它日后更加埋头于对具体自然规律的实验探求，渐行渐远地疏离了对许多宗本问题的终极追问。

　　中国古代文明没有“〇”的概念。不仅甲骨文中没有“〇”字，就连《说文》中的“零”字也与表示空无的这个“〇”字完全无关。它对“零”的解释是“零：余雨也”，“徐雨曰零，徐徐而下”，多是些“零落”“零碎”“余数”之义。这些“屑小”仍旧是一种“实有”，并无“虚无”“空无”含义。正如约翰•巴罗书中所言：“零符号是在公元8世纪由印度传入中国的”，而且“中国人在8世纪通过佛教徒的沟通而接触到印度的计数方法，他们很快就采纳了印度人圆形的零符号，进而发展了一种完整的数字进位系统。”（看，又是宗教增进了科学文化的交流发展！）

　　汉字“〇”的创造是外来文化与中土文化一次完美的结合。它既保留了印度-阿拉伯数字“0”的基本形态，又通过“内切圆”方式将其“方块化”，成为一个足以充满整个方格的文字，从而使其得与其他“方块字”协调一致。然而，此字的最妙之处还在于它暗含了“空”的内涵——望其外，它撑足了方域边缘；观其内，又是何等的空空如也！除了一个“围”的古字“囗”之外，再没有哪个字比它更“空”的了。“〇”字的创立真可谓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完美典型。联想起李政道教授二十几年前在上海的一次讲学，闲谈之中极为赞赏一个“氚”字的创造，他认为这个汉字造得非常之妙。氢有三种同位素——氕、氘、氚，它们的“质量数”分别为1、2、3。“气”字偏旁下的笔画数不仅与它们的质量数完全相符，而且“氚”字读音（发“川”字音）也与该同位素拉丁文名称tritium的发音十分一致。可见每当引进外来科学成果之时，想要创造一个与其形义一一对应的新汉字该是多么的不易。与“氚”字相比，“〇”字的创造不仅蕴义深厚，形态完美，它更是带有普遍性的品格。汉字文化圈中人，读写过“氚”者寥寥，画过“〇”字圆圈者恐怕比比皆是。

　　“〇”是一个在汉字文化圈中早已普遍使用的文字，又是一个科学内容与哲学内涵十分丰富的汉字。“〇”字形简而意赅，直观而独特，具有极为确切的单义性。它不同于“零”字的多义性，“零”同时还可表示些许的“有”，而“〇”字所表达的只是完全的“空无”。

　　“〇”是与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这组简笔数字汉字直接配套的文字。就像“零”与“壹、贰、叁……”配套一样。事物只有彼此般配才显得美，如果你使用同一套数字汉字制作一幅大标语，如“迎接二〇〇八年奥运会”，就显得比较和谐；若写成“二零零八”就有点繁简不均。倘若再写成“迎接二00八年奥运会”，给人的感觉就像乌镇老街一排木门板店铺中，突然冒出两家铝合金大橱窗小店那样地极不谐调。作为标语条幅，汉字数字可横书，可竖写，可自左而右，又可由右而左，尽显其单元组合之灵便。

　　珍惜这个最圆的“方块字”吧，不要让它无端地从我们这块汉字王国领土上蒸发得无影无踪。不要像黄河曾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断流过那样，让“〇”字也被我们这代人断送掉。如果我们连个“〇”都守护不住，我们将愧对后代子孙。今天我们无法再让玄烨皇帝下诏，为《康熙字典》补上这个“〇”字，但我们与时俱进地在当代一些重要辞书中添上这个“〇”字，应该是可能的，也是合理的。办法总是有的，即便是加上个“〇部首”又何妨，也不过是文字对“圆”的小小回归。圆并不可怕，已是电脑印刷时代，没有必要再因袭龟甲木石对文字形制的束缚。

　　“〇”字像一只只圆睁的大眼睛，正在从汉字文化圈的周边注视着它的故里，它也想叶落归根于这块伟大的汉字王国本土。

　　“〇”兮，归来！

数码字“〇”的起源

文/贺金波　刘晓

　　数码字在经济活动中用途极为广泛。汉语数码字有大写和小写两套系统。大写数码字是“零、壹、贰、叁、肆、伍、陆、柒、捌、玖、拾、佰、仟、萬、億、兆”，小写数码字为“〇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百、千、万、亿、兆”。这些数码字，除“〇”以外，其余的毫无疑问都是汉字；而“〇”似乎是一个另类：首先，它是一个独立完整的音义结合体，《新华字典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都收有这个“〇”，注音为“líng”，释义为“数的空位（同零）”，似乎完全具备一个汉字的资格；但是，从书写上来看，其笔画是无法分析的，汉语的横、竖、撇、点、折等五种基本笔画能够描写其他任何汉字的结构，在“〇”这里却毫无用武之地。作为其他汉语数码字，甚至其他所有汉字的一个另类，“〇”在字形上倒与阿拉伯数字的“0”很相似，那这个“〇”是从“0”演变而来的吗？

　　其实，“〇”这个“字”在汉语系统里，古已有之。撇开“〇”在甲骨文、金文中就用作构字符不谈，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，“〇”作为独立的负载特定意义的符号，就常见于当时的古星图。1973年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《五星占》，列有从秦始皇6年到汉文帝3年期间木星、土星、金星的位置，其中“〇”就是表示“星”的符号（刘云友《中国天文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》，《文物》1974年第11期）。表示“星”义的“〇”的读音，迄今发现的最早记录是，“唐史载武后制字十二”，其中“〇”音义同“星”（明•顾起元《说略》卷十五）。

　　武周制字“〇”表“星”义，与表示数值0概念的“〇”没有语义联系。而隋唐宫廷乐谱《燕乐半字谱》用“〇”表示乐谱中的空位，相当于今天的休止符，似与表数值0概念的“〇”不无关联：隋唐乐谱中的“〇”在功能上已经很接近位值计数时的空位。有意思的是，隋唐乐谱用“〇”代表休止符，而现代简谱用“0”来记录休止符，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：“〇”从隋唐乐谱中的空位符号，完全可能泛化为包括数值计数在内的一般意义的空位符；而阿拉伯数字“0”本来表示一般的0概念，借用到简谱中记录音乐空位，又具有“返源”的意味。

　　隋唐乐谱空位符号“〇”在使用上的泛化很快在后世成为现实：刊刻于宋绍兴31年（公元1161年）前后的现存最早的韵图《韵镜》，就大量使用了“〇”这个符号，表示无此音节，即有此音而无此字，──“〇”在这里代表音节的空位；与此大致同时，人们在圈点刻本书时，在段落与段落之间也用“〇”做标识，“〇”还有专门的读音：读若“圈”，──“〇”在这里代表段落间的空位。还是在此前后，金世宗大定20年（宋孝宗淳熙7年，公元1180年）修成《大明历》，首创用“〇”来表示天文历法计数中的位值空位（《金史》卷二十一，卷二十二），──至此，“〇”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，它可用来代表计数中的位值空位，正式演变成数码字“〇”。

　　有人认为：“南宋蔡沈的《律吕新书》内，把118098用文字表示为十一万八千□□九十八。这□□即代表空白。画方时一快变成〇了。大约江南在南宋末，北方在金末元初，数学著述中都出现了〇的符号。”（蔡美彪主编《中国通史》第七册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）其实，这里的“□”也好，快写成“〇”也好，与表示0概念的“〇”明显不同：它这里一个系位需用两个“〇”，一个表系数，一个表位数，不具有0概念系位合一的性质。所以，《律吕新书》的数字表示法只是个人的书写行为，它显然不是数码字“〇”的真正来源。至于“江南在南宋末，北方在金末元初，数学著述中都出现了〇的符号”，这正是当时“〇”已正式演变成为数码字的必然结果。

　　“〇”何时取得、如何取得“líng”的读音，是有关数码字“〇”起源的另一问题。上文已指出，在宋金时代表示0概念之前，“〇”曾有过两个读音：一是武周制字表“星”义的“星”音，再就是宋代刊书标识段落间空位的“圈”音。0概念的“〇”与“星”义“星”音的“〇”只是偶然同形，可略而不谈；而0概念的“〇”既是脱胎于表示乐谱空位、音节空位、段落间空位的“〇”，为何没把“圈”的读音一同借来，倒是有点耐人寻味。“〇”读若“圈”，这个读音如同把“〇”读作“环”、“框”一样，音响形象（能指）与概念（所指）联系过于紧密，不太具有符号的任意性特点，所以行而不远。“〇”取得“líng”的读音，当与“零落”之“零”演变为汉语大写数码字“零”有关。《说文》：“零，余雨也。”段注：“谓徐徐而下之雨……引申之意为零星，为凋零。”“零星”又引申为“零头”。用汉字“零”表0概念，首见例同“〇”表0概念一样，也在宋绍兴年间：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：“城成，周六里半零六十五步，高三丈。”“零”和“〇”都表示0概念，所指相同；没有合适读音的“〇”借用“零”音，非常自然。宋•丁度《集韵》卷四:“零……又姓。或作□，亦从泠，古作□。”“零”作姓氏可写做“□”，快书成“〇”，“零”“□”“〇”在这里通用，“〇”读“零”音，很好理解。

　　总之，“〇”表示0概念，是从用来标识乐谱空位、音节空位或段落间空位的符号“〇”变化来的，又借用了同样产生了0概念词义的“零”的读音；“〇”和“零”表示0概念的首见例都在南宋初年；它与阿拉伯数字“0”没有演变上的源流关系（作者贺金波系井冈山大学数理学院讲师，刘晓系井冈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）